戳穿謠言，致敬先烈，紅軍長征不容污蔑！

　　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5周年。85年前，紅軍將士視死如歸、一往無前，以必勝的信念創造了氣吞山河的奇跡。

　　歷史不容篡改，先烈不容污蔑！今天我們更要緬懷先烈壯舉，沐浴長征精神，以求真求知之心戳穿相關謠言、還原真相。

　　謠言一：長征里程數是虛構的，遠遠沒有“二萬五千里”

　　事實：紅軍長征“二萬五千里”的里程，既不是在地圖上測量出來的，更不是憑空編造的數據，而是有著充分的事實依據與理論依據。

　　1935年10月19日，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勝利結束長征。之后，時任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的蕭鋒在他的日記里記載：毛澤東對他講，紅軍長征“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，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”。

　　1936年8月，紅一方面軍政治部成立編輯委員會，將一部分長征回憶錄編成《二萬五千里》。編者根據長征中的各種命令、日記和報紙，制作了《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》，該表詳細地列出了紅一軍團直屬隊在長征371天行軍中每一天所經過的主要地點及里程。根據該表，紅一軍團直屬隊在長征中共走了18095里。

　　后來，測繪部門在比例尺1∶10萬的地形圖上用儀器進行測量，并按照當地地形，在平面計算結果基礎上乘以坡度系數，得出實際里程為18499里。以誤差正負2%計，兩者的距離基本上是吻合的。這就證實，當時里程表上的數字是準確可靠的。

　　另外，在計算紅軍長征的行程時，有幾個重要因素不容忽視。一是紅軍在戰爭中行軍，不斷迂回和奔襲，發動了不少運用聲東擊西、忽南忽北、大踏步進退的戰略靈活戰術，行進中必然出現多次來回折返，例如四渡赤水等。把這些因作戰而走的路程統計起來，肯定不是個小數目。二是紅軍不僅僅要行軍作戰，還要籌款、做群眾工作等，這些工作同樣是需要走路的。三是在長征中尤其是長征初期，紅軍由于缺少地圖，走錯路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，因常走錯路而多走的行程，應當也不少。以上諸多因素，都會不同程度地增加紅軍長征的行程。

　　毛澤東所說長征“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”，這個“最多的”應是擔負偵察、作戰、掩護、迂回、穿插等任務最多的基層作戰部隊，他們所走的路程要比機關和直屬隊更多。

　　謠言二：蔣介石“放水”讓紅軍長征

　　事實：蔣介石在對中央蘇區第五次“圍剿”中采取廣修碉堡、步步為營的辦法，逐漸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，極大壓縮了蘇區空間。面臨如此危局，紅軍主力肯定不能坐以待斃，勢必向外突圍。而蔣介石為了避免在進攻中央蘇區核心區域時損失慘重，故意留出缺口，采取“驅其離巢”策略，迫使紅軍西走，其則在“遠處張網”，以重兵在西面布防設伏，以期一網打盡。

　　1934年3月8日，蔣介石電告西路軍各總指揮和各軍師長：“流匪追剿之法，應改用扼要埋伏，不宜布置陣地，明張旗鼓，正式堵截。至于扼要埋伏之法，當預料匪之奔竄方向，先引其進入重地，待其本隊到達，然后起而夾擊之。若我軍先將重兵防守，則匪必他竄，而我又須窮追。以流匪惟一策略，乃在尋無人之境，乘隙而竄。故我軍此時防剿流寇，應與前剿匪戰術略加變更，當用暗中埋伏，使其不意，以為我無防兵，則彼必放肆急進，乃可一網打盡。希多用此法?！?/p>

　　1934年10月，當蔣介石判斷紅軍主力西移后，致電“追剿”軍前敵總指揮薛岳“急起直追”。11月，他還在日記中勉勵自己：“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?！?/p>

　　可見，蔣介石只是表面有“放水”之嫌，逼迫紅軍西走，實則是欲擒故縱，已在遠處陳以重兵、布下密網。所謂“放水”說顯然不符合事實。

　　謠言三：長征路上紅軍伙食很好，不用吃皮帶

　　事實：在地處偏遠、生活貧瘠、經濟落后的地區，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封鎖，紅軍無法籌到足夠糧食，只能有什么就吃什么。

　　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皮革就是腌制過的動物皮。脂肪含量幾乎為“0”，但膠原蛋白含量極高。雖然經過了這一系列化學反應，但本質上和吃的動物皮區別不是很大。且當時我國工業十分落后，在牧區和農村所使用的皮帶大多是沒有經過工業化加工的，這樣的皮帶在迫不得已時可以煮了吃?！　?/p>

　　珍藏在博物館里“半條皮帶”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。過草地時，時任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任弼時和警衛員將皮帶切成若干段，放到鍋里煮，每次每人僅能分得3小塊。雖然味道難聞、難以下咽，他們卻風趣地稱為吃“煮牛肉”。這半條皮帶上，至今仍清晰地留有當年用刀切割的痕跡。

　　而類似這樣的珍貴見證不勝枚舉。

　　謠言四：“飛奪瀘定橋”戰斗不存在

四川瀘定縣瀘定橋。新華社發（王曦攝）

　　事實：時為紅四團工兵連戰士的老紅軍吳清昌回憶，從1935年５月28日凌晨開始，全團人不顧一切地跑步前進，終于在29日凌晨，“跑到”了瀘定，占領了橋西。

　　紅軍22位勇士組成突擊梯隊，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；其他部隊跟在后面，邊沖鋒邊鋪木板。在岸邊，紅四團集中了所有輕重機槍、迫擊炮用于壓制敵方火力，掩護陣地長達百米。

　　至于守橋的劉文輝部隊為何沒有炸掉鐵索？是因為瀘定橋是連接川藏的唯一通道，炸橋會激起民憤，而且劉文輝自己的部隊也會沒有退路。炸橋之后重修代價也非常大。因此，劉文輝提出若守不住橋就燒橋的方法。

　　在戰斗中，突擊隊員剛沖到東橋頭，敵人就放起火來，東橋頭頓時被熊熊大火包圍。紅軍勇士奮不顧身沖進大火，穿過滾滾濃煙，展開生死搏斗，敵人最終丟橋潰逃。

　　在臺灣地區的“國史館”有一份西康軍閥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，稱：“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?！睍r間是1935年5月29日，恰是紅軍“飛奪瀘定橋”之日。此處“奮戰”一詞，無疑說明那些否定瀘定橋發生過戰斗的說法是錯誤的。

　　謠言五：方志敏及其紅軍綁架美國傳教士索要贖金未果將其殺害

　　事實：謠言污稱，“1934年12月發生方志敏綁架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引發極大轟動”，這與地方志、軍史黨史中，方志敏在1934年的活動時間和地點均不吻合。方志敏被俘后，在監獄中留下了不少關于紅十軍軍團的戰事戰況的文字，同樣沒有提及所謂“綁架案”。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將領俞濟時在其后來所著的《徹底剿滅方酋志敏部（紅第七、第十軍團）紀實》中亦未對此表述一字。所謂的“綁架”純屬虛構。

　　2018年，方志敏烈士嫡長孫方華清就侵害烈士名譽權提起訴訟。在嚴肅的法律和確鑿的證據面前，兩被告當場認錯，就侵害方志敏烈士及其領導的紅十軍團犧牲將士名譽一事，當面向方華清道歉，并出具書面致歉聲明。方華清接受了兩人的誠懇道歉，諒解了他們，同時放棄了精神撫慰金賠償的訴訟請求。